「老公脑死亡十个月了，我该怎么办？」
「拔掉管子，让他体面地离去。」——这是知乎上的一个问答。简短，却震撼。
在我国医学理论界以及临床诊疗实践过程中，对于死亡诊断标准的探讨从未间断，关于脑死亡立法的讨论声此起彼伏，甚至引起社会各界以及各门科学诸多方面的纷争与冲突。
时至今日，脑死亡在医学层面虽已有普遍的认知定义，并且已具备社会基础，即便看起来已经「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」的脑死亡立法，却依然像薛定谔的猫，充满不确定性。
「脑死亡立法时机已到。」医院的原院长、神经外科主任医师王英在接受健康界采访时表示，自己非常支持脑死亡立法，因为在临床上，脑死亡之后仍然靠机器维持，并且无法自主呼吸的病人不在少数，这部分病人很容易被确认为脑死亡，只要撤下相关维持生命体征的仪器，就会停止心跳和呼吸。
尽管他们在治疗上已经没有任何价值，但由于很多家属抱有「亲人能活多久活多久，无论花多少钱都愿意」的心态，这部分患者会因此在ICU中再维持一段时间，而这样最多只能「维持」几个月，但却要花费大量金钱。「脑死亡患者的护理工作需要专业人士进行，家属不能参与，因此也占用并且浪费了有限的优质医疗资源。」王英说。
除了与家人深厚的感情之外，也有少部分家属希望患者活着，是为了钱。王英坦言，比如公费医疗的病人，家属不仅不会负担太多的诊疗费用，还能按月领取病人的退休金，这亦是阻碍医生宣布脑死亡患者已经死亡的「绊脚石」。
当生死和金钱在这里直接挂钩
目前，美国、印度等13个国家已将脑死亡立法，韩国、泰国等35个国家在临床实践中将其作为死亡依据。临床上对于虽有心跳但无自主呼吸，脑功能已永久性丧失，最终必致死亡的病人，称之为脑死亡。脑死亡/神经病学标准死亡（BD/DNC）的观念首先在年被接受，随后在年首次发表的临床定义中被描述为「脑死亡」，通常被称为「哈佛脑死亡标准」。从那时起，世界各地批准和修订了许多其他指南和方案，各大医学团体、主要宗教组织普遍接受。
香港护理专科学院ICU院士、香港明爱学院健康科学院副教授陈永强在接受健康界采访时透露，自年代，香港地区在患者脑死亡方面开始遵循沿用至今的标准，是由英国皇家医学院在年发表的。此外，香港危重病医学会（HKSCCM）在其年及年的两版指南中亦提到，关于脑死亡的检测和判定，在香港是合法的。
陈永强说，在香港，患者是否被证明有脑干死亡，全部由有经验的ICU医生、及神经外科医生来确认，医护人员在病人床旁对其进行颅神经检测和对疼痛反应，并查看病人脑干功能和呼吸功能，查看是否有呼吸能力和瞳孔散大等。如果相关检测显示患者出现脑死亡，在检查约1个小时之后，会再进行相同的检测。若两次结果相同，便确认患者脑干死亡，宣布患者已经死亡，并写下脑死亡时间在病人记录上，而不是依赖患者心跳停跳去确认死亡。因为脑干死亡的患者心跳最后也会停止，已经没有再抢救成功的可能。
陈永强说，通过脑干死亡、而不是心脏停跳确认一名患者去世，主要有三个原因：
首先，可以让患者死得更有尊严，避免了脑死亡之后继续通过仪器维持生命体征，但身体机能继续恶化，从而减少家属的照护压力和内心的痛苦；
第二，可以节约有限的医疗资源，让那些很贵的仪器能去用来救治那些有希望救治的病人；
第三，有助于器官捐献，因为器官移植需要功能正常的器官。证明了脑干死亡，就可以把病者直接推进手术室去拿下器官作为捐献，而不需等待心跳停止后才进行。心跳停止后，那些器官已经缺血及失去功能。
随着医学发展，病人的许多生命体征都可以通过先进设备维持。但如果脑干发生无法逆转的结构性破坏，就算用先进的仪器维持心跳和其他器官功能，也无法挽救患者生命。
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教授王岳告诉健康界，脑死亡诊断标准是比传统的、或者混合标准死亡「更科学、更尊重人格」的方法。
不难看出，脑死亡的可行性及必要性已经被论证充分，但依然不乏相左的观点：即使脑死亡诊断标准与传统死亡判定标准相比，的确更为科学、客观、合理，但若贸然用脑死亡诊断标准与判定方法代替传统死亡诊断标准，或者进而对脑死亡诊断标准进行立法，单纯把个体客观的生死问题付诸于法律的明文条例。这种做法，或许并不明智。
王岳对健康界表示，脑死亡立法已经被绝大多数发达国家采纳，脑死亡是标准的死亡标准。而中国早期就有不少医学界学者提倡脑死亡立法，但脑死亡立法在我国一直处于社会共识不充分的状态，所以产生了一些争执。
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点在于，由脑死亡引起的一系列伦理道德的多米诺骨牌效应，依然客观存在。
传统死亡标准，是把心脏作为机体生命中枢的逻辑结论，心搏、呼吸、血压的停止或消失，接着是体温下降。但随着生物医学的不断发展，传统死亡标准的判定不断受到挑战和冲击。比如一个人被判定为脑死亡，其亲属为救人而做出捐献其器官的决定。这在当下，尤其是并无明文条例明确脑死亡即为死亡的中国，依然被持传统道德观的众人诟病。
一个50多岁的男人提着包，里面装满现金，他的妻子躺在ICU里，已被医生反复确认为脑死亡。
「医院里，钱经常会带来巨大的困扰，」《人间世》第二季总导演秦博感慨，「在ICU，维持一个人的生命，足以让他周围的人陷入巨大的困境，因为生死和金钱在这里直接挂钩。」
这个中年男人「偏偏还有很多钱」，夫妻俩早年来到上海打拼，有了不少积蓄，但如今这些钱成了他的原罪。
他拎着装满现金的包，求医生用最好的药，希望他们不计代价救活妻子，但一切都于事无补。
「现在钱成了他的负担，他告诉我如果没有钱，反而能下定决心终止治疗。」秦博说。这个伤感的故事，正是传统思想观念潜移默化左右人们行为的缩影。
多年前的《*帝内经》记载：「脉短，气绝，死」，尤其自古以来国人还有「人死为大」的传统观念。而今天，一个人还有着心跳和呼吸，却被判定死亡、失去救治，于心何忍？要让广大群众认同「脑死亡」，进而调整自己的行为，并非易事。即使专家们不停地宣传着科学的观点，一旦患者亲属和社会上很多人不接受脑死亡的判定，那对于「脑死亡立法」的阻碍，可想而知。
也就是说，脑死亡是否可以作为个体的客观死亡判定标准，不仅涉及到生物医学科学，且在情感与道德感方面能否被大众接受，依然有待商榷。
陈永强同时也是中华护理学会重症监护（ICU）委员会副主任委员，他认为，在脑死亡立法方面，中国内地除了做好患者教育之外，医护人员也要接受培训，知道脑死亡的意义，「这方面的培训目前显然还不够」。
正如原卫生部副部长*洁夫多年前就曾指出，「现在连很多医生都不清楚脑死亡的概念，再加上国内医患关系相对紧张，而且正在进行医改，群众还没有很好认识脑死亡的情况下，就推动立法，非常危险。」
临床应用问题重重？
但王岳认为，中国发展到今天，无论从临床专业技术层面，还是从社会对脑死亡概念的认知层面，现在讨论死亡立法，要比20年前「更成熟」。
浙江大医院副院长、医院江苏省肺移植中心主任陈静瑜，在年的全国两会上再次呼吁加快脑死亡立法。对于这个最引人